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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志士·斗士——紀念景梅九先生逝世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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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志士·斗士——紀念景梅九先生逝世60周年

  ■趙瞻國
  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學者、報人、文學家,揚名海內外的愛國民主人士,河東先賢景梅九先生,1882年3月15日出生于安邑,1959年3月10日病逝于西安。景梅九博士,是一位勤奮博學忠勇堅貞的仁人志士、使命在肩奮斗終生的不屈斗士。他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出了歷史貢獻,留下了豐富的思想文化成果。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偉大進程中,我們也需要學習傳承景梅九勇于變革開放創新的革命精神,發掘弘揚其思想文化資源的當代價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辱使命擔當作為,在新時代創造新的更大成就。這是對他的最好紀念。
  
  博士景梅九,是勤奮好學、學貫中西的優秀知識分子。
  首先,頗具天賦的時代驕子景梅九,有幸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社會教育。他出生于有家學淵源的耕讀之家,自小跟隨叔祖、父親接受幼兒教育。后在家鄉私塾求學,12歲與父親同時考中秀才。這時西風東漸,他受維新變法救亡圖強反清排滿思想影響,鄙視封建王朝的功名科舉,不再參加清朝政府的鄉試、會試,而前往省城太原尋求新思想。他先后在初步融入西方科技文化知識的令德堂、晉陽書院求學,繼而考入新成立的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前身)西齋,在深入學習祖國傳統文化基礎上,開始接觸新傳入的世界文化知識。
  1901年冬,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復學。19歲的景梅九作為山西省保送的5名學子之一,進京入京師大學堂,捷足先登,趕上了時代風云,呼吸到了新鮮空氣。在這里,他讀到了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早期民主革命啟蒙者、思想家的雄文,領略到新傳入的民主科學思想以及進化論等社會思潮,尤其是接受了反清排滿革命思想,奠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根基。1903年,京師大學堂首次向海外派出留學生。21歲的景梅九考取清政府日本官費留學生,東渡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一高等學校,從此踏上了職業革命者的漫長艱難征程。在緊張繁忙的革命活動中,他仍然能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他精通日語、英語、俄語及世界語,比較系統地學習了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畢業獲法學博士學位。
  其次,景梅九是我國近現代多有建樹的國學大家、文化名流,成就斐然。他創作的詩詞、歌賦、傳記、小說、政論、雜文、隨筆,佳作豐碩。他為我國近現代革命史、文學史、方志史、文化史奉獻了《罪案》《入獄始末記》《國民軍起義始末記》《新修安邑縣志》等史料文獻,影響廣遠,有的在海外翻譯出版發行。他翻譯發表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與張墨池合譯出版印度文豪泰戈爾《人格》《家庭與世界》等。
  景梅九是我國近代新聞報刊事業的開拓者,一生重視報刊傳媒的社會輿論教育作用。在長達40余年的艱險斗爭中,“查封沒有創辦快”,他參加創辦20余種報刊。清季“山雨欲來風滿樓”,他在京師同時開辦《國風日報》《國光新聞》《愛國日報》,號稱“北京‘三國’”,呼喊張揚革命,一時聞名遐邇。其中的《國風日報》貫穿中國近現代,經歷晚清、辛亥革命、民國和新中國誕生,先后五次復興,書寫了我國新聞史上的奇跡。抗日戰爭時期創辦的《出路》周刊等,為國家、民族和大眾命運前途吶喊探尋出路。而巴金、李健吾、高長虹、石評梅、蹇先艾、閻宗臨、朱大柟、李尤白等現當代專家、學者、教授、革命者,都通過他開辦的《國風日報》等報刊初登文壇。他成為這批有志青少年的“伯樂”與“園丁”。
  他始終關注熱心社會教育,先后在北京、西安、青島和家鄉各地創辦及任教十余座學校。他走上講臺、走向社會、走進民間,教學、演講、操練、實踐,傳授普及科技知識,傳揚民族優秀文化,宣傳發動民眾,培養革命和建設人才。辛亥革命之前,他和夫人閻玉青就在運城創辦河東女子學堂,該學堂也是辛亥革命的秘密活動基地。上世紀20年代,他應中共河東領導人嘉康杰之邀,在夏縣堆云洞開辦山西平民中學。1925年,他與李石曾、吳稚暉發起創辦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上世紀30年代于西安,在楊虎城支持下開辦國學社。他還在青島震旦公學、陜西高等學堂、西安商專等校任教。他是一代國學宗師,諸子百家,經史子集,治“易”考“紅”,造詣精深。以《紅樓夢真諦》《黃帝與易教》《文學源流概說》《生活要素總檢討》為代表的學術著作,彰顯了他的學養才華與奉獻。時有“南章(太炎)北景(梅九)”之譽。
  他對戲曲情有獨鐘,酷愛戲曲藝術,格外尊重喜愛演藝人才。他高度評價戲曲的社會功能教化作用,對晉南鑼鼓雜劇等中華戲曲研究有獨到見解。他創編多部劇本,其中《劉公島》,熱情頌揚中日甲午海戰愛國將士為國犧牲之精神。他參與西安“易俗社”的創立編演活動。日軍入侵,晉南淪陷,他在西安組建“唐風社”“虞風社”戲班,接納安置河東流散到西北的演藝人員,保護祖國戲曲藝術,扶持了郭寶臣、閻逢春、王秀蘭、王存才、孫廣盛、莜月來等幾代名伶。
  還有,景梅九又是世界近現代進步文化社會思潮的引進推介者,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研習傳播者。他廣泛涉足當時的思想理論文化領域。他在早期的著述、演講、教學、宣傳中,就論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拉薩爾、黑格爾、伏爾泰、盧梭、達爾文、柴門霍夫、甘地、泰戈爾、幸德秋水、白浪滔天(宮崎寅藏)、大杉榮等世界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文藝家。景梅九與時俱進,開放包容,熱情學習,積極吸納世界文明成果,為促進中外思想理論文化藝術交流傳播作出了特殊貢獻。
  景梅九出生的第二年,馬克思溘然長逝,但馬克思主義已然在歐亞流傳開來。景梅九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接觸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他不僅對封建獨裁專制,而且對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都有揭露與抨擊。世界帝國主義侵略瓜分殖民地初期,景梅九就發出警示:“自帝國主義之說行,而列強疲于軍備矣!”他參加日本社會主義者組織的社會主義演說會,讀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他開始認真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經典,參加留日學生社會主義研究會,對社會主義“不能不服其魄力”。他撰寫《社會主義概說》《共產主義略說》等文。他認為,“最有研究價值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自從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發表后,“世界經濟學者莫不贊同”。他后來在陜西高等學校等地執教,還向學生介紹《資本論》。1912年暑期,山西教育界省城學者名流舉辦夏期演講會,有講“孟子”,有講“老子”,而景梅九旗幟鮮明宣講的《社會主義》,空谷足音,震聾發聵,為思想理論領域吹進一縷清新氣息。這時他已明確提出,自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后,社會主義的革命風潮“漸普遍于歐美,其勢旺盛繼乃波及日本,今且欲渡中國!”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我國五四運動和共產黨誕生之前,景梅九即能看到這種歷史發展趨勢,實屬不易更顯可貴。由于時代的局限,景梅九對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有不足之處,他也曾信奉宣傳“無政府共產主義”。作為我國最早一批接觸和學習宣傳社會主義的青年先進知識分子,他為馬克思主義在古老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景梅九博學多才,先知先行,不僅展示了他的稟賦、勤奮與素養,也體現了他積極進取開放包容之精神,這些都為他卓越的社會政治功績與文化藝術貢獻奠定了扎實基礎。
  
  志士景梅九,是立志報國不忘初心、愈挫愈奮矢志不渝的近代民主革命家。
  縱觀景梅九的一生,他首先是以激進的民主革命青年身姿登上社會舞臺,并顯示其歷史地位的。在太原、北京求學時,他“薄天子而不為”,初步確立反對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理想。東渡日本留學,他結識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秋瑾、李烈鈞、張繼、吳玉章等革命者,接受了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思想。之后他還與邵力子、于右任、柳亞子、李大釗等人成為戰友至交。1905年,他在日本參加同盟會后,就以職業革命者的姿態,義無反顧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成長為有責任擔當、有理想信仰的愛國民主志士。
  景梅九追隨孫中山,在東京、北京和中原、西北各地,組織發動和領導辛亥革命及討袁護國的二次革命;轉戰北京、廣州、上海,參加討伐北洋軍閥的護法斗爭;反對張勛復辟、曹錕賄選,參與組織發動“首都革命”,徹底驅逐清廷廢帝溥儀出紫禁城,嚴厲打擊封建復辟勢力,迎接孫中山北上主持國是。孫中山病逝后,景梅九繼續堅持奉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陜西、河南各地參加組建國民軍活動,協助支持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景梅九反對蔣介石對共產黨和革命民眾的屠殺政策,不再出任國民政府公職,后參加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倒蔣戰爭。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東三省。景梅九電告蔣介石,要求出兵抗日收復國土,反對妥協投降。在民族危亡之際,他支持楊虎城、張學良的雙十二兵諫,擁護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并積極投身抗日活動。解放戰爭時期,景梅九堅持反蔣抨閻政治立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他不顧年邁體病,在侄兒背扶、好友照料下,參加李濟深、何香凝發起組織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成立活動,并出任首屆中央監察委員。直到晚年,他仍然不忘孫中山遺愿,繼續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的國家盡心竭力。蔣介石敗退臺灣時,企圖脅迫景梅九去臺。景梅九隱避朋友家中,終于在西安迎來了解放。1949年,景梅九接董必武、林伯渠、李濟深聯名電報,受邀赴京共商國是,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首屆政治協商會議,惜因身體狀況未能成行。他在西安擔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參事、陜西省首屆政協委員、西安市人民代表、陜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參加了新中國建設。1951年,景梅九身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抱病乘車參觀甘肅天水土改,與時俱進,學習自新。他終于看到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廣闊前景。
  回望景梅九的一生,經歷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一個風云際會社會大變革大轉型的時期,也是一個古今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相互碰撞激蕩的時代。景梅九能夠在社會政治斗爭大風大浪中激流勇進,目標如一,不忘初心,堅持孫中山的新三大政策,堅持和共產黨真誠團結合作,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從而順應歷史前進潮流,走社會發展必由之路。他一生的理想信念、奮斗歷程、人生價值,基本上是符合歷史發展大方向的。他比較好地承擔和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成為有作為有聲望有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而被載入史冊。
  
  斗士景梅九,是勇于擔當知行合一、不屈不撓無所畏懼的革命勇士。
  景梅九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被贊譽為“穿長袍的戰士”。他不尚空談,不做空頭學問家,而是勇于實踐,腳踏實地,不怕犧牲,付諸行動。他是卓有建樹的社會活動家,滿腔熱忱不遺余力的實干家。他青少年時就賦詩:“他年覓汝骨何處?也在霹靂炮火中!”日本留學期間,就積極投身革命活動。他發展組織,創辦報刊,發動學潮,與保皇勢力展開斗爭。他為孫中山演講擔任現場翻譯,參與制定同盟會“南響北應”起義方略。他被推舉為山西留學生同鄉會會長,擔任同盟會山西分會評議部長,組織發動和領導山西留學生爭礦權斗爭。他在自己寓所幫助支持陜西革命青年成立同盟會陜西分會,并商定晉秦聯合起義計劃,與秦、豫、隴三省同志商議四省聯合革命,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他在山西發展同盟會員,建立秘密活動基地,積極準備武裝起義,在家鄉運城,深入城鄉召開演講會,創辦“回瀾公司”,發售革命報刊,聯絡革命同志,策劃發動河東起義。日本留學回國后,他在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各地廣泛聯絡同志,深入新軍聯合哥老會民間會黨,開展兵運發展武裝。
  景梅九還在北京、太原、西安等地創辦報刊,營造革命輿論。山西辛亥起義后,景梅九應邀立即從北京返回太原,出任山西軍政府政事部長,參加軍政府籌劃決策。他臨危受命赴娘子關參戰,參與實施燕晉聯軍直搗北京革命計劃。得悉燕軍頭領吳祿貞遇刺,他不畏艱險親赴石家莊,大智大勇參加危機四伏的“鴻門宴”,果斷處置袁世凱主謀的暗殺破壞事件,成功撤回山西義軍,帶回吳部一批革命同志和大量槍械彈藥,壯大了山西義軍實力。景梅九率部分革命軍從太原南下,攻絳州,戰平陽,與前來支援的秦軍會合,光復河東,在運城建立河東晉軍政分府,河東辛亥革命達到鼎盛時期。民國成立,景梅九當選國會眾議院議員,出任山西稽勛局局長。
  袁世凱稱帝,景梅九在山西、陜西各地聯絡同志,組建討袁護國軍,親擬討袁檄文等文告,領導發動討袁護國斗爭,被袁世凱扣捕押送北京陸軍監獄。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破滅身亡后,景梅九獲釋。他奮不顧身,又追隨孫中山擔任護法軍政府參議,在陜西參加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楊虎城等領導組織的靖國軍,投身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斗爭,鞏固壯大西北革命根據地。他和馮玉祥等謀劃策動挫敗張勛復辟,抵制反對曹錕賄選。后他和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續西峰、續范亭、姚以價、溫壽泉、何遂等同志聯合,參加組建國民軍活動,他出任國民聯軍第六軍軍長,并被孫中山委任為征蒙大將軍。他在直奉戰爭中,發動“首都革命”,推翻曹錕賄選政府,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政推進革命大業。這是景梅九和戰友們民主革命史上的輝煌一頁。
  抗戰時期,景梅九支持戰友、學生楊虎城與張學良組織發動西安事變。在西安家中會晤周恩來,擁護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再度合作抗日的正確主張。他籌組西安市國民黨臨時黨部,宣傳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共產黨合作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率領紅軍長征初到延安,急需各方面的書報文獻。景梅九在西安幫助選購圖書資料,用幾輛大車送往延安,受到毛澤東稱贊。他在西安還曾會見朱德、彭德懷、賀龍、郭沫若等,當場為朱德、彭德懷賦寫“二德”詩,并在他主辦的《國風日報》發表。他還推介進步青年去延安,與毛澤東有書信交往。景梅九全力支持幫助河東抗日志士姚建新、侯為等人,在運城各地組建抗日武裝、開展抗日斗爭。姚建新犧牲后,景梅九在《國風日報》發表悼念文章,贊揚其抗日愛國精神。
  解放戰爭時期,景梅九舉起反蔣抨閻旗幟,在他開辦的報刊上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鞭撻山西土皇帝閻錫山殘害民眾的罪惡事實。他奮勇大義,不斷幫助支持王海清、安民等河東及各地革命者和共產黨地下組織開展活動。在報上配合聲援山西青年學生,捉拿逃亡西安的蔣閻運城專署專員謝克儉上大街游行批斗,掩護王海清返回運城開展革命工作,等等。景梅九秘密幫助進步青年奔赴解放區,還曾介紹孫子景克寧和好友去延安,指引景克寧前往河東解放區采訪考察,支持景克寧在南京、上海從事進步新聞工作,加入“民革”開展活動。景克寧在祖父教育影響下歷經艱難曲折,晚年終于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外,景梅九從事文化學術研究的鮮明特征之一,就是突出實用性、戰斗性,甚至直接為當下的社會政治斗爭服務,使學術文化成果成為參與實踐助推革命的斗爭武器。例如,他的《紅樓夢》研究的動因之一,就是為配合反清排滿、抗日救亡。
  總之,景梅九終生為推翻封建帝制,創立民主共和,實現理想社會,經歷了長時期的重大政治軍事社會斗爭的考驗。他是先進思想的踐行者,革命信仰的奮斗者,時代使命的承擔者。他上馬殺賊,下馬賦詩;擬寫文書,倚馬可得。入則參與決策運籌帷幄,出則率領兵馬親臨前線,不離陣地,不辱使命。他自覺把個人理想命運與國家民族發展前途結合在一起。從思想理論到實際斗爭,從理想信念到舉止言行,他始終堅持了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把握住了歷史前進的大趨勢,充盈著強烈的家國情懷、濃郁的人文精神。他是愛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典范,彰顯了中華民族忠勇大義、愛國奉獻、使命擔當、不懈奮斗的價值理念。
(編輯: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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