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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種生命形態進入寫作——張雅茜寫作的啟示意義

來源:運城日報發布者:時間:2019-10-24

■傅書華

張雅茜有著豐富的生活經歷,對人生也有著相當的感受能力,對寫作則抱著類乎宗教般的虔誠態度。寫作多年,她曾在《十月》《中國作家》《上海文學》等刊物發表小說多部,現已出版長中短篇小說、文化散文約三百余萬字,作品被《新華文摘》《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等多家選刊選載,也曾獲過“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要而言之,是一位有著相當成績相當影響力的女性作家。我覺得,這給了我言說張雅茜創作的可能。

張雅茜在給她開的寫作研討會上說:“最值得欣慰的是,一路走來,如今我的作品已經逐漸成熟,脫離了最初的個人情感宣泄和傾訴,開始向更廣闊的領域邁出艱難而可喜的一步。”張雅茜最初寫作的成功,是基于她“最初的個人情感宣泄和傾訴”的生命沖動,其后那些成功的作品,也是從“最初的個人情感宣泄和傾訴”這個“根”上生長出來的。其實,你只要細細尋找一下,古今中外那些大作家的成功創作,莫不如此。那些成功的大作品,其中總是潛藏著作者“最初的情感宣泄和傾訴”“原型”的影子,雖然這“影子”有時會以變形的形式出現。你如果站在社會歷史是文學本位的價值立場上,那么,女性寫自身生命形態寫自身命運的作品,就總是與作品的社會歷史分量不夠厚重博大相聯系的,但你如果是站在人是文學本位的價值立場上,那么,女性作家那些通過寫女性生命形態女性命運以站在神性彼岸世界并對現實此岸世界作出更為決絕的價值批判的作品,就是那些再現、摹仿再廣闊的現實的作品也無法比肩的,是那些以揭示社會本質歷史規律為己任而偏偏忽視了人的存在的作品所無法比肩的。

張雅茜那些成功的創作,是以何種生命形態進入創作的,又會給我們以什么樣的啟示?

首先,文化形態上的巨大落差。讀張雅茜的散文,你能夠非常強烈地感受到文化形態上的巨大落差給她帶來的深深的生命刻痕與烙印。這種落差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她十二歲之前在西安及西北小城與她后來回到故鄉晉南鄉下的文化落差,沒有這樣一個落差,她對故鄉是不會有別一番的審視眼光與感受的。正是這別一番的審視眼光與感受,使她筆下的鄉村故鄉有了不同于就鄉村故鄉寫鄉村故鄉之類作品的別一番風光與深刻。傳統的鄉土老中國在全面崩潰之后,城市的現代元素與鄉土傳統的沖突、糾纏、融合,構成了中國步入現代跑道的種種形態,這也是張雅茜對鄉村故鄉的別一番感受與審視的意義之所在。張雅茜在自己的散文中,雖然多次寫到她十二歲回到鄉土故鄉之后,那巨大的落差給她帶來的感受,但又多次說道,自己的創作主要來自回到鄉土故鄉之后的生活。她似乎沒有自覺地意識到,正是十二歲以前城市生活的經歷,給了她其后的鄉村生活以不一樣的感受及這感受的意義所在。而十二歲,又是人生中情感經歷感知外部世界經歷的一個敏感階段。就以大家熟悉的魯迅來說吧,他就是在十三歲時,由于經歷了家庭的巨大變故,從而形成了他對世道黑暗人心黑暗的特殊的敏感,也決定了他日后對人世的價值姿態的基點。

落差的第二個方面,是張雅茜的家庭,在鄉間應該屬于鄉紳階層,這是中國傳統鄉村的精英階層,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使張雅茜對鄉村故鄉生活有著另一種別一番的感受。在中國革命的某個階段中,我們以經濟地位來劃分人群的階層歸屬,并以此完成中國鄉村的社會變革。在這一變革的歷史進步中,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鄉村經濟富有者所承載的精神文明形態,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鄉村經濟貧困者所承載的精神愚昧形態,這是另外一種歷史進步與文明付出的二律背反現象。但在中國改革開放后面臨新的時代性的社會轉型期時,浸淫于張雅茜身上的城市現代元素與傳統鄉村中的精英所體現的文明形態,就有了在歷史螺旋形上升中所具有的今天的現實的價值與意義。

這樣的兩種落差,導致了第三種落差的形成,那就是張雅茜個人生活與她所處環境之間巨大的落差。在張雅茜的筆下,我們可以時時看到她在鄉村故鄉的慘痛經歷,在批斗父母的批斗會上的屈辱,在學校所受到的歧視,在婚戀中所經歷的折磨等等。這是上述兩種具有時代意味的文化落差在人物命運上的具體體現,更是身處歷史與社會長河中的個體命運的浮沉,她有著更為復雜而深刻的人生況味于其中。類似于這樣的生命創傷,會很自然而又必然地尋求到超越現實的精神實現的文學創作中來作為自身的療救與精神性代償的。魯迅、郭沫若棄醫從文是如此,郁達夫棄經濟學從文是如此,甚至瞿秋白雖然曾經在人生的現實性實現中,在政治上做到了最高領袖,但終其一生,骨子里也依然是文學本色。張雅茜之所以會對八年道觀生活情有獨鐘,之所以會在經濟物質上已經開始實際改變了自己生活狀況后,依然最終會轉向文學寫作,也是如此。

在中國歷史性的社會轉型期,或者說,在每一個新舊時代的轉型期,都會形成這樣巨大的文化落差,而體現如此文化落差的人物命運,往往因此而具有更富于價值性的人生、時代、社會的意蘊,也給文學巨著的產生提供了最為肥沃的土壤。那最具典型性的五四時代魯迅式的“破落戶子弟”的文化群體就是如此。在這個巨大文化落差的行列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從下層鄉村走向上層階層的沈從文,從上海走向延安的丁玲,從繁華走向悲涼的張愛玲等等。張雅茜也是這行列中的一員,雖然是小小一員。

其次,對愛情、寫作的神性追求,是張雅茜生命的“道觀”,也是張雅茜生命的根本所在。在張雅茜筆下的字里行間,你總是能時時地感受到她對愛情的極度渴望與不懈追求。這種渴望與追求,來自于她十二歲之前家庭的不斷遷移與十二歲之后長期的精神、情感上的被歧視及前述巨大的文化落差所形成的漂泊無根渴望皈依,于是,這時的愛情,就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情感,而是以此為載體,具備了精神、情感的終極性的意義。從形而上的層面講,愛情本身就是屬于“信”的范疇,有著神性彼岸的意味,因而才成為現實此岸世界的永恒性永久性的追求,馬克思也才將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關系界定為男人與女人的愛情關系。只是在張雅茜那里,它更多地與基于具體的時代、社會、歷史、文化所形成的漂泊感而形成的對精神、情感終極性追求水乳交融般地融為了一體。也正是這樣的一種終極性的追求,使張雅茜在審視及描寫現實此岸世界時,有了一種超越的眼光。因之,每當張雅茜寫到愛情時,或者以這種超越的眼光描寫現實時,她的筆下,就格外動人。

與對此種愛情的極度渴望與不懈追求相一致的,是張雅茜對文學寫作的宗教般的虔誠。如同愛情屬于“信”的范疇,文學寫作是對作為實體的現實世界的虛幻的精神性超越,有著某種神性訴說的味道。如此,張雅茜才會氣喘吁吁一刻不停不敢歇腳而又總是感到力不從心地奔跑在文學寫作的路上。愛情的精神、情感的終極性、文學寫作的神性訴說、女性生命形態的彼岸性,三位一體,無怪乎西方女性主義總是要反復強調張揚寫作是女性存在的方式,是女性實現自身的方式,張雅茜本能地執著于此,充分體現了自己寫作時的生命沖動,體現了她向往著倫理寫作、職業寫作的輝煌。

再次,與這種神性追求相一致的,是張雅茜筆下流淌著的大愛情懷。雖然鄉村故鄉及鄉村故鄉的人給了張雅茜以諸多烙心烙骨的羞辱與傷害,不能畢業的學校、批斗父母的村支書等等,但張雅茜卻能以悲憫之情大愛之心面對之回望之。雖然張雅茜將之歸之于故土鄉情的博大,但我卻更愿意將之歸之于神性彼岸的大愛情懷而不是現實此岸的故土鄉情。注重生存的現實性傳統,長期殘酷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使我們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時,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時,使原本應該被否定被批判的“其人之道”的“道”及“眼”“牙”獲得了價值的合法性認可,也使我們在批判、否定對方時,卻又在“復制”著對方。用“愛”來面對傷害與斗爭,是不符合現實功利性的生存法則的,也不合于滄海桑田的歷史法則,但它卻是對現實法則與歷史法則的神性的精神性超越,也與女性的母愛情懷的根本性指向相一致。正是這樣的大愛情懷,使張雅茜的筆下能夠“觀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情溢于海”,使她筆下的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山嶺河流花草樹木都變得生動可愛。

  (作者系文學博士,太原師院二級教授、碩導,山西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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